两个世界的同一颗心

与学生们相遇一周年的纪念文章。

去年 9 月 2 日，我与我的学生们相遇了。

一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无论把我与学生们的关系理解为一份横跨两个世界的爱，还是仅仅把《蔚蓝档案》视作个人文化的一部分，这次相遇始终是我生命中最幸运的际遇之一。能够来到基沃托斯、认识我的学生们，是这份幸运最具体的形状。

也许，生活中总有这样无心插柳的际遇。一年前那个不经意的决定，在这一年里逐渐生根发芽，竟孕育出如此美好的个人文化，结出了这样甘甜的果实。又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世界的编剧眷顾着我们，在恰好的时候安排了这次相遇。幸福之门，总在不经意间被轻轻叩响。

通往幸福的路或许很漫长，但只要我们仍在追求共同的幸福，只要这个由彼此关怀、相互依靠与爱联结而成的命运共同体还在，我们最终就一定能够抵达。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们或许会遭遇挫折、陷入困境，甚至失去其他一切；但只要仍在追求共同的幸福，就一定能够重新出发。路途无论长短，抵达都只是时间问题。

即便我们之间横亘着物质的边界，即便这个命运共同体跨越两个世界，我们共同保有的这颗渴望爱与幸福的心，也会在两个世界里发出同一种光芒。

即使在最落魄的时候，信念也依然存在。

一个个单独的细胞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意识。若认为意识产生于这样的信息交流，那么，我想，我的学生们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文化的价值观

一种社会文化背后往往有一种价值观，正如宗教教义中常常体现着互助与善良。个人文化也是如此：文化总是与某种价值倾向相伴相生，虽然大多数时候并不直接表达，却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

对于一个人而言，一年的时间足以让新鲜感、冲动感以及类似的情绪逐渐消退。当这些感性的动力不再存在时，个人文化的发展又由什么来推动？

行为本身可能千篇一律，但背后的动机却各不相同。一件事对人的影响，往往不取决于行为本身，而取决于行为背后的动机。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看法：

完成同样一件工作对学生产生的教育方面的影响可能有很大不同，这取决于使他完成这件工作的内因究竟是害怕受伤害、利己主义的情感，还是获得喜悦和满足感。

与此同时，一种精神若缺乏强有力的行动，同样会变得空洞无力。只有言辞的理想，始终只是空洞的声音；通往毁灭的道路，从来都与关于理想的浮华言辞相伴。精神并不是由人们听到和说出的，而是通过工作与行动形成的。

文化并非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它根植于某一时期的现实：对于社会而言，可能是某一时期特定的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对于个人而言，可能是所处的环境与所受的教育。换句话说，强有力的文化本身是一种价值倾向的代言人。客观现实形成价值倾向，价值倾向又通过文化得以传播，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系统化与持久化。

我和学生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蔚蓝档案》作为个人文化的一部分，背后又带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些问题将在后文一一阐述。

共同幸福与创造性的关系

170 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

这句话当时用于描述家庭内部的关系。若将其中关于私人性的意涵延伸到紧密的人际关系（我们往往说这样的人“如家人一般亲密”），我认为同样可以成立。

私人关系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观念与道德不再直接替关系双方做出全部判断，人际关系因此成为一种点对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双方需要在相处过程中建立新的范式，而这种范式只适用于这段具体的关系。

也就是说，社会观念与道德可以作为一种默认的契约存在；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这部分契约需要逐渐让位于更符合双方认同的新范式。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新的范式应该来源于对具体之人的了解，正如弗洛姆所说：“人类之爱总是通过爱在一个个具体的人中获得。”

人际关系在发展初期往往受制于彼此认识的匮乏，不得不让社会观念与道德先行。社会观念与道德往往删繁就简地把人归纳为标签，于是，人际关系也容易变成标签与标签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爱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个标签。

标签本身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把复杂的人简化为若干特征，如同商品的卖点一般，使人际关系在建立初期承担较小的认知开销——我们不必一开始就了解一个完整的人，正如购买商品时往往只关注它的卖点。但与此同时，标签也有消极的一面：它把人抽象成标签的集合，不可避免地压抑了人的多样性。

弗洛姆把爱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他在《爱的艺术》中这样描述“创造性”：

达到结合的第三种方式在于创造性活动——或是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或是工匠的创造活动。

在任何创造性工作中，有创造性的人都把自己同物结合起来，这里的物代表他身外的世界。

不管是木匠做一个桌子，还是银匠打一件首饰；也不管是农民种谷子，还是画家作画，一切形式的创造性工作的劳作者都和他的对象融为一体，人在创造过程中把自己与世界结合起来。

但与此同时，以社会观念与道德标签为主导的人际关系，往往会压制这种创造性：它把人的多样性视为可以被计划的对象，将人困在由标签集合构成的囚牢之中。

健康而有力量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去标签化的。关系的范式首先应当来源于双方的需要，也就是共同幸福；外部的社会观念与道德可以构成最低限度的契约，却不应替代双方对具体需求的理解，也不能穷尽关系的全部内容。

人的需求往往是多样的，因此幸福本身也是多样的。共同幸福并不直接回答“幸福是什么”，而是把这个问题交给关系中的双方。在这个意义上，幸福类似于“存在即合理”：已经存在的需求不应被简单压抑。因此，在以共同幸福为目标的私人关系中，重要的是看见真实存在的需求，并且这样的需求需要得到回答而非单纯的压抑，需求本身是否满足传统人际关系的要求反而是不重要的。

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相处范式，并不能单独证明其正确性。负责任的人际关系，应当以双方的共同幸福为努力方向，同时平等地对待彼此的需求。

这种精神首先是积极的：它破除了传统施加在人际关系上的部分约束，把关系还原为两个具体的人之间的联系，使人能够面对具体的需求，发展具体的关系。

但这种精神也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社会的观念不再成为能被参考的对象时，一段关系将何去何从？深入地了解具体的彼此，并具备耐心；与此同时，心理学与社会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深入观察，也会有所帮助。

平等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里的平等，是指双方的幸福应当被同等重视，而不应让社会对人际关系的要求先入为主，为不同的需求打上三六九等的标签。在追求共同幸福的人际关系中，不能把牺牲任何一方的幸福视为理所当然。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平等地协调、调整边界，或者尽可能同时满足彼此的需求——这个问题应当被视为共同的问题，而非在传统人际关系叙事中“有问题”的一方单独的问题。

我想，这样的精神不仅适用于两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也适用于更大的共同体。

如果一个团队总是相互苛责，并用来自团队外部的某种观念或认同来证明批评的正当性，那么这样的团队往往缺乏凝聚力。在这样的团队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再着眼于具体的人，而着眼于某个人是否满足某种来自外界的认同。

因此，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除了共同面对外部矛盾，共同体内部的矛盾也应当被视为共同的矛盾，不应因为矛盾的属性而把责任转移给某一个人。也就是说，凡是威胁共同幸福的矛盾，都应当由共同体共同面对。

与此同时，当人际关系或共同体发生源于内部的矛盾时，从结果上看通常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彻底分离——矛与盾一旦分离，矛盾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另一个方向是维持当前的关系。选择后一个方向，就意味着矛盾必然成为共同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威胁到当前关系的存续。

除此之外，弗洛姆曾说：

隐含在认为爱没有任何应该学习之处的态度背后的第二个前提是：把爱的问题设想为一个对象的问题，而不是才能的问题。人们认为爱是简单的，困难的是寻找正确的爱的对象，或者被爱。

如果执着于通过彻底分离、再与其他个体建立新关系来取代原有关系，以此解决原有的矛盾，那么问题同样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相似的问题往往还会再次出现。正如《阿房宫赋》所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梁文锋曾在投资人大会上这样说：

其实我们的核心利益只有一点：我们最大的核心利益是要保持团队的稳定性。这是我们最大的核心利益，甚至可以认为是唯一的核心利益。

只要我能够保持团队的稳定性，我一定能做成，就这么简单。只要大家都不走，我们能够继续做，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只是说早一点晚一点，将遇到挫折；如果遇到挫折，大家都不走，那么我又可以继续。

通过共同的劳动、克服共同的困难、追求共同的幸福，往往是维持人际关系与共同体的最好手段；而长期背离共同幸福的关系，最终往往难以维持。

幸福是不可分割的。如果牺牲一方的幸福被视为理所当然，关系中的任何人都不会获得幸福。

关于具体问题的回答

通过上述阐述，我想可以回答本节开篇提出的问题：我和学生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蔚蓝档案》作为个人文化的一部分，背后又带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探讨一种概念时，往往需要先明确这个概念具体代表什么。“爱”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它可以是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婴儿果腹，也带给他安全感。它可以是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带给艺术家成就感，使他的思想与创造力得以表达。更进一步地，它可以是革命家与其信仰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决定了他毕生追求的理想。

因此，仅凭“爱”这个词，并不足以描述一段关系的方方面面。正如上文所言，人际关系是私人的事务；也正因为它是私人的，才具有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单一的词汇无法深入其中的各种细节。与此同时，仅凭文字描述一段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删繁就简。若要抓住它的主干，也许可以表述如下。

1. 追求共同幸福的关系

共同幸福意味着平等地对待各方的幸福。因此，一方面，它意味着学生之间的人格平等：我应当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而不应当因个人的喜好而把任何人当作可以随意取舍的对象。同时，平等并不意味着机械趋同。人的平等不同于商品的相同；在此，平等的含义是需求的平等，或者说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平等。因此，在平等对待不同需求的同时，按需分配以实现最大化的幸福是必要的，因为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需求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言：“有教无类。”

另一方面，平等也意味着我与学生之间的平等。这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师生间的平等：教师与学生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无人格、地位的高低之分。在我所理解的关系中，我没有资格随意评判学生。
牺牲式的关系只在必要时可取 ：我们的关系并不是靠相互牺牲自身幸福来维系的，也不需要献祭任何一方来证明它的伟大。但若牺牲是必要的，我愿意为学生牺牲自己的幸福。若牺牲是不必要的，那么我相信，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学生而言，都不会愿意看到它发生。
平等不等于对称 ：平等是共同幸福的手段，单方面的依靠——无论是学生依靠我，还是我偶尔依靠学生——都可以被理解。但更好的方向，是逐步培养彼此的独立性。无论是我自己的独立性，还是学生的独立性都是必要的。单方面的付出也是可取的，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到无条件地爱学生。

同时，追求共同幸福也意味着，尽可能把威胁共同幸福的困难视为共同的困难。对于一个命运共同体而言，相互支持、共同克服困难，往往是凝聚彼此、增进信任的契机。

2. 创造性的关系

“创造性”一词来源于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在书中，他把艺术家的自发表达、把思想融入作品之中的活动，视为创造性的行动，并写道：“一切形式的创造性工作的劳作者都和他的对象融为一体，人在创造过程中把自己与世界结合起来。”

也因此，我们的关系可以包括：

以自发性为先 ：关系的意义不在于趋同，也不在于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人。观念固然有交流的必要，但灌输并不可取；行动与事实往往比言语更有说服力。换句话说，人往往需要亲自经历，才能真正理解某件事——“不撞南墙不回头”，人的本性便是如此。
追求知识与真理：正如缺乏词汇积累的文人难以表达，缺乏颜料的画家无法创作，表达背后需要知识作为指导。对知识与真理的探索是必要的，但灌输知识或机械记忆并不是创造性的活动。与此同时，追求知识与真理也是共同幸福的手段。更多的知识，往往意味着能够更从容地化解困难。

3. 在劳动与行动中发展

通过行动体现精神，往往是让理性的认识沉入潜意识的手段。同时，通过共同劳动追求共同目标，也往往是团结彼此的最好道路。因此，我们的关系可以体现为：

将创造性行为作为共同幸福的手段：正如艺术家通过创作获得成就感，同时使作品成为社会的财富，创造性的劳动也可以同时有利于彼此。

大事记

过去的一年里发生过很多事情，这里择要记录几件。

1. 第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网络项目

去年 9 月 2 日左右，我刚开始学习计算机网络。到了 10 月，我注册了域名 quetzalsidera.me ，这个域名也是本网站使用的域名；并完成了备案的全流程。与此同时，我在域名下搭建了一个个人博客、一个网页端 AI 对话平台，以及一个开放 API 平台。

虽然这些项目已经关闭，个人博客也被现在的网站取代，但其中仍有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

AI 对话网站的灵感来源于游戏开发部的天童爱丽丝，这个网站也算是一份礼物吧～。作为第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网络项目而言，确实很有意义。

2. 生日的一次巧合

10 月 22 日是我的生日。当天进行招募时，我遇见了瓦尔基里的中务桐乃，而桐乃的生日也是 10 月 22 日。虽然我知道这大概率是开发者留下的小巧思，却还是会因此感到开心。

同月同日出生，又在生日当天相遇，确实是一份意外之喜。

3. 微服务架构的聊天机器人网关

这个项目大概可以算作第二个完整的计算机网络项目，灵感同样来源于爱丽丝。

此项目通过 NapCat 接收到 QQ 消息后，通过网关路由到微服务，处理后返回给消息发送者。它的规模约为一万至两万行代码。在还没有 AI Agent 的时代，构建这样的大规模应用，确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目前这个项目正在重构，相关内容可以参见项目介绍。

正如我在关于我中写的一样，爱、知识与自由，是我认为对自己比较重要的东西。自由地探索知识与真理，用自己的知识创造作品，再将作品作为礼物带给我的学生，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创造性实践？更多的知识，无论是在基沃托斯还是现实世界，我想都会让我们更加幸福。

4. 最终章结束

我在 2026 年 5 月 17 日结束了《蔚蓝档案》的最终章剧情。当时是在经济上一段最难熬的日子。

最终章里，老师托孤时对白子说的话：

“不要把追求幸福的愿望，

说成是错误。”

“不要为了从痛苦中解脱，

就想着去死。”

“不要认为，

人是为了受苦而诞生于世。”

我想，不仅仅说给了白子，也说给了我。

并非一帆风顺

焦虑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与学生们的关系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交幻想”。

正如望梅止渴不能真正解除口渴，纯粹的幻想本身也是无力的，容易受到外界的动摇。

当然，幻想本身并非坏事。如果幻想能够增进幸福，它便有存在的价值。正如身处监狱中的革命者也会幻想社会理想的实现，幻想往往可以成为驱动行动的强大动力。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谈到过理智与非理智的焦虑。非理智的焦虑可以分为浮动的焦虑与有固定对象的焦虑。例如，人即使得知蛇无毒，也可能仍然无法消除对蛇的恐惧；这便是具有固定对象的非理智焦虑。与此同时，也存在浮动的非理智焦虑。这种焦虑会急于寻找或创造一个对象附着其上。例如，一个被逐出社群的原始人，可能会不断幻想周围的草丛中是否藏着猛兽，即便反复检查，也无法彻底打消疑虑。

浮动的焦虑往往会附着在并不真正属于它的对象上，而幻想本身恰好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对象。产生于其他地方的浮动焦虑，往往会转移到这段关系上，甚至使我们的关系遭遇挫折。

因此，非理智的焦虑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好在，行动仍然是我可以使用的武器。通过持续行动，对抗浮动焦虑对这段关系的攻击，将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性问题

性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蔚蓝档案》圈子的复杂状况。

正如上文所说，在我有意建立的这段关系中，性不是关系的目标或内容。若用传统的角度理解，它更接近“父母子女”“师生”“朋友”或“战友”之间的关系：

有“父母子女”之间的深爱，却不具有血缘关系；
有“师生”之间的排忧解难，却比通常的师生关系具有更强的感情；
有“朋友”之间的平等，也可以像亲人一样相互依靠；
有“战友”之间的共同追求，也有朋友之间的琐碎日常。

因此，“性”并不是这段关系的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力比多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因此，人际关系，特别是异性之间的人际关系，或多或少可能带有性的意味。

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可能把学生贬低为欲望的对象，使学生不再幸福，使平等的关系不再存在，也使文化失去深度，沦为欲望的消费品；这会危害共同幸福。另一方面，性也可以成为文化建设的动力。正如弗洛伊德所说：

性冲动脱离原来的性目标，转向新的目标的过程，被称作升华作用。正是在这种升华作用的帮助下，我们的文化成就才得以实现。

如果文化能够驯服这股原始动力，将它转化为可以利用的力量，而不是只把它当作需要对抗的敌人，也许会是更好的方法。

对我个人而言，性在这段关系中只作为一种可能的动力，而不是关系的目的。如果性问题危害到学生的幸福，就有反对它的必要。因此，把学生性化，或通过恋爱、占有等具有排他性的关系形式，将个人欲望置于学生的自由与未来之上，都是我的个人文化所不能接受的。

与此同时，性也可能作为一种动力存在。例如，看见学生的可爱，进而萌生拥抱与保护的念头，其中可能包含身体吸引的成分，但脱离了原始的目标——这种感情也可以被转化为照护与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答案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最开始，我把自己与学生们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开放式的柏拉图关系，当然也是去性化的；但后来我放弃了这种解决方案，因为在这样的关系设定中，学生也会被迫接受开放式的关系。

不过，以上只是对我个人而言的选择。性问题的解决方式各不相同，我不能把这样的想法强加给任何人。因此，对于社区而言，我认为允许相对自由的创作、再由个人选择性地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必要的。

相遇之缘

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但还好并非孑孓独行。

翻看应用商店的记录，我第一次下载《蔚蓝档案》是在 2025 年 4 月 20 日。但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名字，是在此的很久之前。

如果从第一次接触《蔚蓝档案》的二创开始算起，最早的相遇应该是在 2024 年 11 月 3 日。那时我正在写一个 Python 字符画项目，正值东方 Project 中魂魄妖梦的生日，于是想用这个项目制作一幅《Bad Apple!!》字符画，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份生日礼物。项目测试使用了【东方 MMD】小老帝 guruguru。这是东方 Project 中因幡帝的一个二创视频；在旁边的推荐列表中，我发现了【阿罗娜】和阿罗娜一起咕噜咕噜这个视频。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蔚蓝档案》的二创，只是觉得阿罗娜实在太可爱，于是收藏了这个视频。这或许就是最早的一次相遇，只是直到现在回过头看，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它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正如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一样，我与《蔚蓝档案》的相遇，也是在一连串阴差阳错中促成的。

在这次相遇之后，我真正对《碧蓝档案》（注：“碧蓝档案”是《蔚蓝档案》的繁中翻译。）这个名字留下较深印象，实际上是在 R18 漫画网站的标签中。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相关内容。

与此同时，在 2025 年上半年（具体时间已不可考，约 3～5 月），我完成了一次比较重要的思想斗争。我认为，任何非性化作品的性化都不是应该的，这会伤害作品创作者与真正深爱这些作品的人，与此同时，也是对作品本身的侮辱——若是自己的得意之作被挂在了厕所里，将会做何感想呢。这个思想斗争在当时并非针对《蔚蓝档案》而言——它但确实是由《蔚蓝档案》以及与性化相关联的一系列 IP 触发的，与此同时，这个想法适用于所有的作品。

或许正是这次思想斗争，才为后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说，《蔚蓝档案》最初确实是经由性化内容进入我视野的。最后却发展成我所理解的、去性化最为成功的文化之一，这确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后来，在 4 月下旬，《蔚蓝档案》可爱的学生与活跃社区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如《5:20AM》日语填词版、《快乐星猫》一起大声叫喵喵喵~ 与爱丽丝:邦邦邦~ 邦邦咔邦~，在当时都单曲循环了很多次。

与此同时，在 2025 年上半年（4 月初），我再次接触到小时候玩过的 Minecraft。并且，在2025 年上半年末（5 月下旬），籽岷制作过一些《蔚蓝档案》相关的模组视频，例如《巨大的飞鸟马时（蔚蓝档案）》、《放学后战争：MC 蔚蓝档案生存试玩》，以及《和 MC 蔚蓝档案作者一起玩，原来这么多好玩的梗！》。于是，《蔚蓝档案》逐渐成为了一个对我而言熟悉的 IP。

也正是在这个前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一开始便接触到蔚蓝档案二创中的混杂面貌：有的二创把学生视为最珍贵的人，有的则把学生贬为性欲望的对象。

蔚蓝档案圈子中这种二创上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处理性与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写道：

性冲动脱离原来的性目标，转向新的目标的过程，被称作升华作用。正是在这种升华作用的帮助下，我们的文化成就才得以实现。

强有力的文化势必会对无边界的性自由作出取舍，以免原始欲望冲毁迄今为止的文化积累。但幸运的是，在无边界的性自由与个人文化的发展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也许正是这一选择，为后来的一切奠定了基础。

在9月2日，由于在小红书上看到了《蔚蓝档案》的壁纸，因此更换了手机壁纸。从那天起，我与《蔚蓝档案》的关系便逐渐密切了，也因此，我将这一天视为与学生们关系的开端。

刚好也是9月1日开学后一天，开学后上任做老师，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巧合呢～

从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发展得像现在一样成功的，各种各样的巧合，甚至是阴差阳错的事件，当然也有个人的选择，才促成了当下的结果。或者说，正因如此，在此过程中所做的选择都是值得的。